教学讲义

第八讲 古代文学与中医文化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6-27 17:16:21      浏览量: ( )

古代文学与中医文化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医学与文学的产生均与人类的历史同样古老。中国古代文学,以语言作为载体记录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与社会生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古人认识人类、自然、社会与自身的心路历程。而中国古代医学则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医疗手段进行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从而不断的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虽然医学与文学所属不同的学科,但是都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身心健康息息相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作品,《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医药文化知识。下面分别从诗词歌赋与中医、笔记散文与中医、古代戏曲与中医、古典小说与中医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诗词歌赋与中医文化

诗词歌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炼的精髓。中医药知识虽然与诗词歌赋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两者却同根、同源、同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相融的关系。下面列举数例。 卷耳:《诗经·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卷耳又名苍耳,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呈枣核形,上有钩刺,名“苍耳子”,嫩苗可食用。药用具有发表解热、通窍祛湿、益气明目的功效。 桃:《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桃仁入药有活血化瘀,益气止痛的功效等等。 丁香:杜甫《丁香》诗曰:“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形象地描绘了丁香的形态:枝干柔软绕结,细叶上生着浮毛,开花疏淡清丽,给人以婀娜素淡的美感。 仙灵脾:柳宗元《种仙灵毗》:“及言有灵药,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躠皆腾騫。”诗歌叙述诗人被贬谪到永州(湘西)后,当地隆冬不寒,气候温暖潮湿,瘴疠之气浓重,所以患了腿脚病,服用了当地盛产的仙灵脾,不到十天,居然就能健步如飞了(蹩躠皆腾騫)。 牵牛:明代吴宽《牵牛》:“本草载药品,草部见牵牛。薰风篱落间,蔓生甚绸缪。谁琢紫玉簪,叶密花仍稠。日高即揪敛,岂是朝菌俦。阴气得独盛,下剂斯见收。便须作化庵,谁与迂叟谋。”诗歌开头两句点明牵牛是草本植物,可以入药。接下来六句介绍了牵牛的美丽形态和生长特性。牵牛苦寒有毒,是泄气之药,可以消水肿、痰饮,通利大便。诗歌的最后两句写牵牛子是泻水通便的药效,“便”指大小便,“化庵”即茅厕。牵牛子作用迅猛,应该加以注意,慎重使用。吴宽的这首《牵牛》,从药物的形态、生长特性一直写到它的药性、功用、注意事项,就像是一篇诗化了的中药科普作品,语言流畅自然,确实是一首很好的中医文化与诗歌相结合的产物。 决明子:明代顾同应的七绝《决明花》:“个个金钱亚翠叶,摘食全胜苦茗芽。 欲教细书宜老眼,窗前故种决明花。”决明是一种豆科植物,它的嫩苗可以食用,但最有价值的还是决明的种子——决明子。《神农本草经》早就记载决明能“治青盲、目淫肤赤白膜、眼赤痛、泪出”等眼病。没有眼病“久服益精光”,也有保健作用。《本草纲目》就说“(决明)以明目之功而名”。诗的后两句用谐趣的笔触,点明了决明治疗眼病的功效。 冬虫夏草: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名符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冬虫夏草,是一味滋肺补肾的良药。古人认为它冬天是一条蛰伏于泥土中的虫子,到了夏天钻出地面,整个身体化为植物,生性十分奇特。实际上它是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菌类植物寄生在蝙蝠蛾幼虫身上的虫体。诗人借这种药物的特性,感叹大千世界事物千奇百态、变化万端,知识难以穷尽。诗歌富有哲理,读后引人深思。 春兰、秋蕙、杜衡、白芷: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兮。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诗人栽培了大片的春兰,种下了百亩的秋蕙,种植了芍药与揭车,还将马蹄香与白芷套种其间。春兰、秋蕙、辛夷、揭车、杜衡和白芷不仅是香草,还是药材,具有药用价值。兰的根、叶、花、果、种子均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根可治肺结核、肺脓肿及扭伤,也可接骨;叶治百日咳,果能止呕吐,种子治目翳。春兰全草治神经衰弱、蛔虫和痔疮等病。杜衡具有散风寒、下气消痰、行水破气血的作用。白芷具有祛风湿、活血排脓、生肌止痛的功效。在这首诗歌当中作者并非是宣扬其药用价值,而是用来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后世文人用来借用药草的属性抒发情感就是吸收了屈原《离骚》的笔法。 纵观古今名医巨匠,不乏填词吟诗的高手。他们常常以诗言志,以词抒怀;或以诗会友,或吟诗论药言疾。举凡世事沧桑,人生感悟,事业兴衰,临床心得,以及生活情趣等等,无不见之于诗赋文句之中。

二、笔记散文与中医文化

笔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也称随笔、笔谈、札记、杂识、杂志等。笔记所记录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体验或耳闻目睹的事,比较真实可信,是研究古代中医的重要资料。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苏轼的《东坡志林》、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浪迹丛谈》等书,都是记录中医药内容很丰富的笔记散文。

(一)关于治病方法

古代笔记,记录了大量的治病方法和药物以及许多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它们简便易行,有些方法、方药都是经过作者本人验证过的,有可靠的疗效。例如: 宋代苏轼的《东坡志林》有一条关于外气治病的资料。书中写道:“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对坐为布气。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苏轼的儿子苏迨患病,道士李若之用发外气的方法为他治疗。这则资料是苏轼亲眼目睹所记,十分可信,它为外气治病法提供了一条有力的佐证[1]。 洪迈的《夷坚志·再补》也有一则关于腿部骨折后遗症的康复疗法记载: 道人詹志永,信州人。初应募为卒,隶镇江马军。二十二岁因习骑坠马,右胫折为三段,困顿且绝。军帅命舁归营医救,出败骨数寸,半年稍愈,扶杖缓行。骨空处骨皆再生,独脚筋挛缩不能伸。既落军籍,沦于乞丐。经三年,遇朱道人,亦旧在辕门,问曰:“汝伤未复,初何不求医?”曰:“穷无一文,岂堪办此。”朱曰:“实不费一文,但得大竹管长尺所,钻一窍,系以绳,挂腰间。每坐则置地上,举足搓滚之,勿计时日,久当有效。”如其言,两日便觉骨髓宽畅。试猛伸之,与常日差远;不两月,筋悉舒,与未坠时等[2]。用竹管搓滚,以恢复腿脚的功能,治疗骨折后遗症,这种方法不费一分钱,并没有地点及时间的限制,又简便有效。类似这样来自民间的治病方法和方药在笔记中不胜枚举,有待人们进一步加以发掘整理。

(二)关于药物采摘

古代强调“知医为孝”,文士多数通晓医学,有的还亲身参与过医学实践,因此笔记中除了记载一些医学见闻以外,也有不少探讨医学理论或者药物种植、采摘的篇章。例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他指出,由于各种药物的使用部位不同,成熟期必然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药,由于生长环境条件的差异,成熟期也有区别,因此药物的采收时间应该根据各种药物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这篇文章对于以往的知识提出不同的质疑,对以后人们采药有重要的启发[1]。

(三)关于地理环境

由于文人出仕时足迹的移动或听闻的广泛,有的笔记还记载了地理、环境对人体疾病的影响。例如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二《人部》云: 余在京师数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于南中,然一交秋,即有凉色。闽、广从五月至八月,凡百余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凉风,非如燕京六月,彻夜烦热也。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2]167。 此文作者比较了京师与闽、广每年的气候变化,指出京师的夏天比南方福建、广东气温更高,且早晚无风,彻夜烦热,但是只在五、六两个月间热不可耐,一到秋天就会凉快下来。而福建、广东两地高温天气要历五、六、七、八月,共四个月,且初秋时节,更是热气袭人。所幸的是闽、广两地虽然高温天数多,但每天一到傍晚,就会凉风习习。而京师夏天高热,且住宅密集,人口众多,市场上垃圾不能及时处理,到处都是,容易滋生苍蝇蚊子,只要一下雨,屋里就会受到污水的浸入。由此,疟疾、痢疾、瘟疫等各种传染性疾病不断发生。这就是地理环境对于人体疾病产生的重要性,这是对中医因地治疗很好的诠释。

(四)关于道地药材

清人赵翼的《檐曝杂记》有一条关于肉桂产地的资料: 肉桂以安南出者为上,安南又以清化镇出者为上。粤西浔州之桂,皆民间所种,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闻其国有禁,欲入山采桂者,必先纳银五百两,然后给票听入。既入,恐不得偿所费,遇桂虽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遗,故不复遗种矣。安南入贡之年,内地人多向买。安南人先向浔州买归,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状,不知者辄为所愚。其实浔桂亦自可用,但须年久而大合抱者,视其附皮之肉松若有沙者便佳。然必新砍者乃润而有油,枯则无用也[2]165。 肉桂又名官桂、玉桂,中医取其树皮入药,有补肾暖胃、通血脉、消积冷的功效,是一味较为贵重的中药。肉桂都是以产于越南热带丛林中者为佳,但是从此文可以看出,由于过度无休止的采伐,到清代时代开始,野生肉桂已经遭受很大的创伤,“无复遗种”,甚至作为贡品时也不得不向内地购买。梁章钜《浪迹丛谈》指出:“惟浔州之瑶桂条,狭而皮粗、肉薄而油足者较佳。红油、紫油者虽厚亦不佳,惟以黑油者为上品。”赵、梁两人曾在广西边疆生活过,所以对肉桂的出产情况及道地药材的鉴别都相当熟悉,所记均为第一手的资料。

三、古代戏曲与中医文化

宋元时期很多涉医作品都通过戏曲的表现形式传播到大众的视野,比较通俗易懂,在娱乐的同时也能够学习到医学知识。戏曲家关汉卿就写过一首药名曲《中吕·普乐天》。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孙叔顺创作的散曲套数《中吕·粉蝶儿》,《中吕·粉蝶儿》全曲共七个套数,全篇共用了七十六味中药名。此处我们列举其中一套: 【中吕】海马闲骑,则为瘦人参请他医治,背药包的刘寄奴跟随。一脚的陌门东,来到这干阁内,飞帘簌地。能医其乡妇沉疾,因此上,共宾郎结成欢会。 开头曲共使用8个药名。分别是海马、人参、刘寄奴、麦门冬(“陌门东”谐音)、干葛(“干阁”谐音)、熟地(“簌地”谐音)、香附(“乡妇”谐音)、槟榔(“宾郎”谐音)。全曲七个套数共用了七十六味中药名,是古代韵文中用药名最多的作品,也是第一篇用药名写就的叙事性作品。 《草木传》一名《药性梆子腔》,是清代的一部药名戏曲。它通过一个曲折的戏剧故事来介绍中药知识。它的作者,有人认为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以戏曲形式普及中药知识,是清代的一种风气,《草木传》是这种风气的产物之一。《草木传》全剧共十回,剧情大致是这样的: 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甘草,夫人早亡,所生一女甘菊花,年方二八,容貌出众,许配与石斛为妻。盘踞在“逐水寨”的草寇海藻、大戟、芫花和甘遂四人欲强夺菊花,菊花闻讯惊吓致病。甘草让仆人栀子去请医生。请医路上,栀子遇到白蛇、乌蛇二妖精,被其勾引至山洞中,险遭不测,幸遇石斛将其救出。石斛听说“逐水寨”草寇欲强夺自己的未婚妻,遂请来威灵仙协助杀了草寇,终得以如愿与菊花成亲。后石斛赴京应试,考中武状元。适逢外邦将领番鳖兴兵侵犯中原,大黄大将军领兵退敌,以石斛为先锋。石斛在甘草的协助下驱除了番鳖施放的邪毒,降伏番鳖,班师回京,受到神农皇帝的封赏。剧本的故事糅合了民间传说、话本小说和戏曲中常见的一些内容,借民间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和戏曲形式,向一般民众普及医药知识。剧中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描写,通俗地介绍了六百多种中药,着重介绍了它们的药性和功用。 《草木传》创作上采用的是拟人化的手法,巧妙地根据各种药物的特性,赋予剧中人物相应的面貌和性格,让他们分别扮演不同身份的角色。例如甘草,俗称“国老”,因为它具有调和诸药的作用,药性平和,因此剧中将他塑造为平和村一位淳朴善良的老庄园主;最后又让他在平定番兵时驱除番鳖施放的邪毒,形象地说明甘草有解毒功效。又如大黄,性味苦寒,能清火热和荡涤积滞瘀血,药性峻烈,于是剧中将他拟为一个统帅三军的大将军。其他如海藻、大戟、芫花、甘遂等四种有峻利、逐水、泻饮之功的药被写成草寇,并为其聚集之处起名“逐水寨”;把能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的威灵仙写作能降魔除寇的“铁脚灵仙”等,都是将药物的特性用人物的形象表现出来,使作品富有戏剧色彩和情趣,让观众通过直观的形象来获得中医药知识。

四、古典小说与中医文化

小说的萌芽是在魏晋时期,医学知识融入小说从晋代葛洪开始,《神仙传》记载:东汉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遍植杏林,以杏易粮赈济百姓的故事,就可以看作是一篇生动的涉医短篇小说。不过早期的小说写到医药时,常与神怪道仙相涉,内容更加夸张,不切实际。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内容才在小说中得到了丰富而真实的反映。这一时期,以著名的四大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小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描写的生活面广,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人物形象众多,因而包含了更丰富的医药内容,下面分别列举这几部小说中与中医药紧密相关的情节,阐述中医药与文学作品的相互渗透与交融。

(一)《红楼梦》与中医文化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几乎包括了古代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它被人们赞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描写了诸多的中医内容,如秦可卿的气血虚亏证、林黛玉的痨病、薛宝钗的喘咳、晴雯的伤风和女儿痨、凤姐的小产、贾瑞的遗精病、巧姐的痘疹和惊风、妙玉与赵姨娘等人的精神病、香菱的干血痨和不孕症等,书中都做了细腻生动的描写。通过这些人物的疾病诊疗,融入了大量的中医药知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和清代的医药学水平。 如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这一节写的是太医张友士为贾蓉之妻秦可卿治病的经过。秦可卿患月经失调、不安寝食、倦怠气力诸症,请来张友士分析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今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应胁下胀痛,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定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 接着又详细分析了秦可卿的病因:“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针对病人症状,拟了“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这个汤方以古方“四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和“四物汤”(熟地、当归、白芍、川芎)为本,用以益气补血,和脾胃调月经;在此基础上再加黄芪增强补气作用,用阿胶加大养血效果;又以柴胡、香附、延胡索和脾理气;山药、莲子、大枣健脾养胃。整个病案既包含了丰富的疾病诊疗知识,同时还涉及诸如五行学说、藏象理论等方面的中医基础知识。

(二)《水浒传》与中医文化

《水浒传》全书共计120回,90余万言,多处涉及中医药知识。书中描述的知晓中医者亦不乏其人:宋江、西门庆、安道全、罗真人、公孙胜、吴用、范全、钱老儿、王公等。书中所涉及的中药剂型:汤、膏、丸、散、丹,几乎也是一应俱全。 第21回记载了中医经典名方“二陈汤”的使用。一日,五更时分,卖汤药的王公来到县前赶早市,见到宋江便问:“今日为何出来得这样早?”宋江答道:“昨晚酒醉,错听更鼓。”王公说:“押司必然伤酒,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并浓浓的奉一盏二陈汤递与宋江吃”。“醒酒二陈汤”即为“二陈汤”,此方不仅具有燥湿化痰、理气和中之功效,还可解酒与保健。 第39回记载了“六和汤”的使用,宋江非常爱吃鱼,他因贪吃鲜鱼,一次夜间一连泻了二十来次。次日,张顺又给宋江送来两尾金色大鲤鱼。看到宋江病倒在床,张顺要去请医生调治。宋江说:“自贪口腹,吃了些鲜鱼,坏了肚腹,你只与我赎一贴止泻六和汤来吃便好”。张顺赎了一贴六和汤给宋江吃了。宋江休养了几日,身体复原。据后人临床证明“六和汤”所治之证,虽有外感、内伤,但以脾胃病变为主,可用于治疗呕吐泄泻。 天下战乱,刀光剑影。刀伤枪伤、跌打损伤司空见惯,智取、鼠盗狗窃不择手段。因此,金疮药频频派上用场。另外,祛除脸上的“金印”,改头换面,遮丑美容,即“美玉灭斑”之术也应时而生。《水浒传》第64回写宋江背上热疼,“鏊子一般红肿起来”。吴用道:“此疾非痈即疽,吾看方书,绿豆粉可以护心,毒气不能侵犯,快觅此物,安排与哥哥吃。”第72回写梁山泊好汉排定座次后,元宵节准备到东京看灯,但宋江以前被官府囚禁过,脸上被刺过花纹,怕人家认出来,引起麻烦。名医安道全先用毒药为他煎去面纹,再要良金美玉,碾为细末,每日涂搽,自然消磨去了。那医书中说:“美玉灭斑,正此意也。”用绿豆粉解毒,用玉石消除皮肤斑痕,都见于古书记载。梁山好汉108将排座次,安道全占有一席之地,号称“地灵星神医”,专门负责治疗内外科诸疾。

(三)《西游记》与中医文化

《西游记》中也有诸多内容是关于中医中药的。如《西游记》第1回曾讲述“孙悟空率领众猴采仙桃,摘异果,刨山药,劚黄精,芝兰香蕙,瑶草奇花……”,“熟煨山药,烂煮黄精,捣碎茯苓并薏苡,石锅微火漫饮羹。人间纵有珍羞味,怎比山猴乐更宁?”[2] 黄精素来带有神奇的色彩。在古代养生学家乃至医学家眼中它是一味神奇的延年益寿之品,有“久服成仙”之说。在历代记载中,黄精更多的是一种仙家服食之品。东晋道士兼医药家葛洪《抱扑子》中谓“昔人以本品得坤土之气,获天地之精,故名(黄精),服之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茯苓也常被视为神物,并且有金翁、更生、绛晨、伏胎等雅称。《神农本草经》说茯苓“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养生学家谓茯苓“千年以上者,变化为兔,或化为鸟,服之轻身,成就仙道”。人们普遍认为,茯苓形状特异,多年生长,得松之精气足,久服百病自去,长生不老。 《西游记》第28回,吴承恩用药名填了一首《西江月》:“石打鸟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朱砂地上。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子家中盼望。”词中嵌有乌头、海马、人参、官桂、朱砂、附子、槟榔、轻粉、红娘子等9个中药名,生动地描写了孙悟空在抵抗进犯花果山、残杀众猴儿的猎户,出现的激烈拼杀和猎户残亡的战斗场面。 《西游记》第36回吴承恩又作有一首唐僧抒怀的药名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全诗入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茴香等9个中药名,其中“荆芥”谐“经戒”之音,“茯苓”谐“佛灵”之音,“茴香”谐“回乡”之音,都用得十分贴切巧妙,可见吴承恩也是一个熟悉医药知识的专家。

(四)《三国演义》与中医文化

《三国演义》以古代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其中穿插有中医药的内容与情节。如关云长刮骨疗毒、陈琳檄疗曹操头风、华佗治愈周泰金疮、诸葛行军散等。 《三国演义》中的疾病主要是外科刀箭伤和情志病,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及该书所叙述的主题有关。在战乱年代,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刀箭伤是难免的,这也是宋代陈无择在“三因致病”中提出“不内外因”的原因,而情志病的产生与书中的历史背景有关。 东汉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将其作为麻醉剂为病人进行手术治疗。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外科医案基本上是华佗的病案记录,它成功地将名医华佗的艺术形象极其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弥补了正史的平淡。名医华佗与医圣张仲景都是东汉末年的医家。与张仲景的坐堂行医不同,华佗是游方医,他云游四方,为老百姓治病,因此当关公在樊城中箭时,华佗也赶到了樊城为一代名将刮骨疗伤。 在《三国演义》中,有大量由于过悲、过怒而致病的情志病案,最经典的莫过于“周郎妒才是病根”和“曹公多疑世难医”。[3]

(五)《金瓶梅》与中医文化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里也有大量的医药内容。如第54回详尽记述了一则任太医为李瓶儿诊治胃痛的病案。李瓶儿产后体虚,突患胃痛,粒米不进,“心口肚腹两腰子都疼得异样”,请任太医诊治。书中太医道:“……他肝经原王(通“旺”),人却不知他。如今木克了土,胃气自弱了,气那里得满,血那里得生。水不能载火,火都升上截来,胸膈作饱作疼,肚子也时常作疼;血虚了,两腰子、浑身骨节里头通作酸痛,饮食也吃不下。”治疗上太医道:“只是降火滋荣。火降了,这胸膈自然宽泰;血足了,腰胁自然不作疼了。不要认是外感,一些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因为是产后,所以太医认为元气原弱,产后失调,遂致血虚。所以月经不调,需要好好调理。虽然这则病案是作者的虚构,是艺术的病案,但它却十分准确地运用了中医知识。

(六)《镜花缘》与中医文化

明清小说中写医案医方最多的,首推《镜花缘》一书。该书作者李汝珍,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据说他还行过医,不过缺乏可靠的证据。但从《镜花缘》这部小说来看,李汝珍确是精通医药的。他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穿插描写了大量的医药知识,尤其是各种医方,计十七个之多。如第55回借田凤翾之口介绍的预防水痘的方子,只用川楝子一药煎汤洗浴,每年洗十次,或于五月、六月、七月,检十个除日煎洗更好,因彼时天暖,可受凉之,考虑十分周全。此书保存了不少有参考借鉴价值的资料,值得深入研究。书中介绍的方药,医书上一般找不到出处,因此显然是一些民间的秘方、偏方,也很可能是作者本人的家传或他从民间收集来的。 明清小说中的医药内容,是作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以故事情节或细节的形式出现的。将完整的病案写入文学作品,是明清小说的一大特色,它使医药知识与人物故事完美地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的神韵。这一创举标志着古典文学与中医学的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医学和古典文学都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背景下,两者之间长期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古典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找到中医学渗透的痕迹。中医学为古典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拓宽了古典文学题材的领域。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描写的对象。中医药既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然会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把中医学与古典文学结合起来学习,从人文的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医,为我们日后学习中医打开了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