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讲义

第七讲 道教佛教与中医文化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6-27 17:15:22      浏览量: ( )

道教佛教与中医文化

第一节 道教与中医文化

一、道教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是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的基础上,以道家思想为理论,继承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等内容,逐渐衍化而成的,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道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道教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思想,如老子的“道”“德”思想、庄子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等,在后世流传过程中,逐渐与神仙方术等内容相结合,成为一种神学理论体系。西汉中期以后,民间出现的黄老道,可视为道教的前身。东汉末年,太平道、五斗米道作为宗教团体正式出现,成为道教最早的两大教派。

(二)道教的发展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天道自然观、人道养生观,受到当时士人尤其是玄学家的推崇;道教因而逐渐进入上层社会,并经由门阀士族道教徒的改造,在理论和组织上不断发展。唐王朝自称老子后裔,大加扶持道教,列其为三教之首,极大地提升了道士的社会地位;宋王朝同样注重扶持道教,以神化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统治阶级的推动下,唐宋时期涌现了孙思邈、成玄英、陈抟、张伯端等大批著名道教学者,道教的思想教义、修持方术和科仪制度日益完善。明清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实行利用和严加控制的政策,加上宋明理学的兴起、西方文明的进入,道教不断走向衰落。

(三)道教的宗派

东汉末年,太平道昙花一现便即消亡,五斗米道成为正统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葛洪为代表的金丹派、寇谦之创设的新天师道、陶弘景为代表的茅山上清派、奉持《灵宝经》的灵宝派等。隋唐至北宋时期,道教宗派有正一派、上清派、楼观道、北帝派、镇元派、孝道派等,颇为繁盛。宋金元对峙时期,道教内部不断分化,正一、上清、灵宝三大旧道派继续传播,但在教义和道法上已有革新;同时,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金丹派南宗、天心、神霄、清微、东华、净明等新道派相继涌现;各派教义虽有区别,但大都宣扬三教合一,注重内丹修炼。元朝统一后,逐渐形成以内丹为主的全真道和以符箓为主的正一道两大派系。明清时期,除正一道、全真道两大教派之外,又有武当、三丰、内丹东派、内丹西派等诸道派。

二、道教文化的主要内容

道教自汉末创立以来,不断发展演进,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并集中体现于道教典籍中。其内容包罗万象,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民情、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言,道教文化包括了道教的哲学思想、基本信仰、修行方式等内容。

(一)道教哲学

道教以道家哲学为主要理论根源,并深受儒家思想和佛教哲学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哲学,并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道为根本 道教以道家提出的道生万物、气化、阴阳等哲学思想为基础,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将“道”视为宇宙的根本。如《玄纲论》言“道”为“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太平经》言“道”是“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出于信仰的需要,道教进一步将“道”人格化为主神加以尊奉,如《老子想尔注》言“道”是“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即神化老子,将之视作“道”的化身。此外,在“道”的基础上,道教还以气、阴阳、五行、八卦等解释宇宙的生成;并吸收儒、佛思想,创建了道、一、玄、有无、动静、元气、精气神、心性等一套独特的哲学范畴。 2.天人合一 道教在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儒、佛思想的天人观念。道教从人道合体、追求生命永恒的视角看待自然,认为自然大道既具有超越性、同时又内在于万物,人类生命与自然本体及宇宙万物息息相通。如《道德真经广圣义》言“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宜尊之焉”,将“道”进行了划分,“天道”主要包括天的形成与构成,以及居于天中的神;“人道”主要包括人的形成、人与自然神鬼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规范等;“神道”主要包括人死后去所、鬼之分类,以及人鬼关系等,彼此虽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因此,道教极力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并试图用道术驾驭自然,实现生命的超拔——即所谓的长生成仙。

(二)基本信仰

基于对宇宙和社会的基本看法与认识,道教形成了独特的信仰和教义,主要体现为尊道贵德与重生求仙。 1.尊道贵德 道教以“道”为最高和最根本的信仰。《云笈七箓》言“学道君子,非路而同趣,异居而同心”,即指出,道教修炼的最高追求就是返本归原,与“道”同体。 “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因而道教不仅信仰老子之“道”,而且还信仰老子所言之“德”,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德”与“道”同为道教教理教义的基本原则,是信仰和行为的总准则。故《道教义枢》言“道德一体,而具二义,一而不二,二而不一”,《玄纲论》言“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见其终”。道教其他诸多教义,如“无为而无不为”“清静”“自然”“寡欲”“慈、俭、让”“抱一”等,皆从“道”“德”引申而来。 道教进一步认为,“德为道之基”,要想得道,必须积德。故《太平经》言“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抱朴子》言“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 2.重生求仙 道教对“道”的信仰,促进了对自然与生命奥秘的探索,进而衍化出神仙信仰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所谓“仙道者,长生之道也”,成仙不但可以摆脱死亡的威胁,还能达到一种完全自由的、与大道合一的境界,因而重生求仙也是道教的基本信仰之一,是道教各派修炼的出发点与归宿。 《庄子》对神仙形象进行了最初的描述,文中记载有神人、至人、真人、圣人等各类形象,如《逍遥游》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言“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其后,历代道教典籍中载有大量神仙,如东晋葛洪《神仙传》记有仙人92位,宋代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录有神仙1000多位。这些神仙成为道教徒尊崇和追随的对象。 道教认为,求仙应以重生为基础。如《太平经》言“要当重生,生为第一”。长生成仙是道教徒的终极目标,而长寿则是道教徒的直接目标。道教认为万物皆本原于“道”,人天生即具有“道”的属性,所谓“人与天地禀受一同”,因此,人可以通过修道而与天地相通,从而获得长生。道教重生,首先强调要修道积德,正如《抱朴子》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同时,“道”作为人潜在的一种属性,需要不断加以修炼,才能获得巩固和开发,正如《太平经》言“夫道若风,默居其傍,用之则有,不用则亡”。

(三)修行方式

道教的信仰和教义落实到具体的宗教活动巾,主要表现为道教礼仪、方术行为以及教徒戒律。

1.道教科仪 中国自古尊崇礼教,道教礼仪同样十分丰富。道教要处理神、人、鬼之间的关系,而沟通神、人、鬼则需要一定的典礼仪式,道教称之为“科仪”。 道教科仪丰富多样,其拜师、诵经及行、住、坐、卧皆有科仪。但其主体是斋醮,亦称斋醮科仪,俗称“道场”。“斋”为斋戒、洁净之意,指在祭祀前必须沐浴更衣,不饮酒茹荤,不行房事,以示对神灵的虔诚;“醮”本是古代冠娶礼祭,亦指祭祀礼仪。道教斋醮仪式是中国古代祭祀仪式的变易,最初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简单,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清派、灵宝派的推演,尤其是经过寇谦之和陆修静等人的整编修订,逐渐形成一整套的仪范和程式。唐、宋、元时期,道教发展繁盛,斋醮科仪亦随之盛行;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新修《太上正一阅箓仪》《洞神三皇七十二君斋方忏仪》《道门科范大全集》等科醮书多种,是道教斋醮科仪的集大成者。明代以后,道教转衰,斋醮科仪因俗简化,流传于民间。 根据斋醮仪式的使用范围和功能,道教传统上将其区分为内斋与外斋。内斋指道士内修的斋法,由个人进行。外斋指道士为他人他事举行仪式的斋法,大多由集体进行。 2.道教方术 道教重视方术,认为方术是推行大道的方法,道与术是体与用的关系,故《云笈七签》言“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伎也。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人有灵,因修而会道”,《道法会元》亦言“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用”。 道教所行之方术颇为驳杂,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修炼养生方术,如存思、导引、辟谷、行气、按摩、咽液、房中、外丹、内丹等;二是用以召役鬼神、镇邪治病、禳灾祈福的法术,如符箓、祝由、咒语、掐诀、步罡等;三是风水、占验、杂技、魔术之类,如堪舆、占卜、吞雾吐火、入水不溺、穿墙隐遁、撒豆成兵、踩高跷等。这些方术有些来自古代原始宗教或民间文化,有些出自历代高道法师的创造,还有些是汉唐时期陆续从西域或印度传来的。 3.道教戒律 道教戒律是约束道教徒言行,指导其生活、修炼的准则,是道教仪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初期原无正式戒条。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上清派、灵宝派、新天师道等沿袭佛教戒律,制定“五戒”“八戒”,并汲取儒家忠孝纲常观念而制定“十戒”和其他戒律。金代,全真道丘处机开创传戒制度。元明之际,道教仍袭于佛教,于戒律之外另设清规,用以惩处犯律道士。现存道教戒律主要收入《正统道藏》三洞之戒律类,《云笈七签》和《道藏辑要》亦有收录。总体而言,道教戒律是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而成,但其核心思想乃是基于老子的大道无为、见素抱朴、清虚寡欲等理念,其目的在于维护道教自身的宗教尊严和秩序,维系道门的严肃、清静和纯洁,督促教徒修行,使道教的信仰教义得以落实。

三、道教与中医文化

道教深入朝堂、民间,流行甚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道教既以修道成仙为目的,必然会瞩目于生命现象,着力于探究生命规律,从而与医学形成了天然的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对中医学术思想、养生保健、治疗方法、民俗医药文化等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

(一)深化中医学术思想

许多著名医学家同时也是道林中流砥柱,如众所熟知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杨上善、王冰等。葛洪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医药学家。所著《肘后救卒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或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药、针灸、外治等法,书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等的描述都属于首创,尤其是对于狂犬病的治疗,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陶弘景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既是道教学者,也是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所著《本草经集注》,收载药物730种,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方法,对本草学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孙思邈为唐代道教学者,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书中所载医论、医方,较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杨上善、王冰亦为唐代道教学者,他们在《黄帝内经》的整理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又如道教内丹学,是道教人士为追求长生不死而对人体生命规律进行深入探索的宝贵成果,以“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思想为指导,进行性命的修炼,以人体为鼎炉、精气神为药物,在体内修炼结丹,以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甚至成仙的目的。这种对身体生命本原的探索,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命门学说,促进了中医学命门学说的成熟。受其影响,明清时期的中医养生学特别强调命门元精元阳对人身的重要作用,继而形成了“顾护命门为养生第一要义”的主张,成为明清中医养生学的一大特点。

(二)拓展中医养生实践

道教注重生命,如《太平经》言“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即指出,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最宝贵者就是生命,必须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道教经典中贯穿着积极的养生观念,如《老子河上公章句》言“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 这些积极的养生观念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有力地促进了中医养生学的不断发展。以明代正统、万历年间先后刊印的《正统道藏》和《续道藏》为例,所收的养生书约20种,气功导引书达120多种,如梁代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宋代蒲虔贯的《保生要录》、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元代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等著名的养生专著,均为道士所著。一些道教经典著作,如《太平经》等亦存有大量养生内容。 道教还形成许多独特的养生方法,如存思、存神、守一、外丹、内丹、导引、行气、服饵、咽津、服气、符箓、房中及炼丹术等。总体而言,道教养生,从理论到实践,都建树颇多,对中医养生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丰富中医临床疗法

道教学者普遍重视医药。如葛洪,即竭力主张道士兼修医术,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进一步,葛洪还认为,行医治病是修道者积累功德的必要手段,将治病救人与个人的修行仙道紧密联系起来。 道医的不断涌现,壮大了中医的队伍,丰富了中医的疗法。其中,带有巫术色彩的咒禁疗法,非常具有特点。咒禁疗法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医不分,周代时巫与医已分道扬镳,专业医生出现,医学开始独立发展。但自魏晋起,医药领域的巫术色彩再度复返,这与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学者及道教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这种影响还体现在官方的医学教育与分科中,自隋代建立太医署,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咒禁作为独立的一科,延续至清代。 客观而言,咒禁(或称祝由)这类具有明显道教色彩的疗法,包含了心理疗法、暗示疗法等科学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的临床疗法。

(四)普及中医文化影响

道教的一些神仙传说,在普及中医文化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成语“悬壶济世”“杏林春暖”“橘井泉香”,均与道教人物密切相关。 相传,东汉时有个叫费长房的人。一日,他在酒楼喝酒,偶见街上有一卖药的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丸散膏丹。卖了一阵,街上行人渐渐散去,老翁就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费长房看得真切,断定这位老翁绝非等闲之辈。他买了酒肉,恭恭敬敬地拜见老翁。老翁知他来意,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他睁眼一看,只见朱栏画栋,富丽堂皇,奇花异草,宛若仙山琼阁,别有洞天。后来,费长房随老翁学得方术,临行前老翁送他一根竹杖,骑上如飞。返回故里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原来已过了十余年。从此,费长房能医百病,驱瘟疫,令人起死回生。此后便有了中医“悬壶济世”之说。 相传,三国时有一位叫董奉的医生,医术高明,居住在山间,每天为人治病,但不收取钱财,只是要求病愈的人在山间栽种杏树,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轻病愈者栽杏一株。如此经过几年,山中竟然有了十万余株杏树。杏子成熟后,董奉就用杏子换取粮食,赈济穷人。这就是中医“杏林春暖”的典故。 相传,西汉文帝时,苏耽受天命即将成仙,天上的仪仗队降落至苏宅迎接苏耽。苏耽在辞别之际,告知母亲:“明年,天下将流行瘟疫,咱们家庭院中的井水和橘树能治疗瘟疫。患瘟疫的人,给他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吃下橘叶、喝下井水就能痊愈了。”第二年,果然暴发瘟疫,来势迅猛,不分男女老少,均受染发病。苏耽的母亲便按照儿子的叮嘱,给每个病人一升井水、一片桔叶,病人服后,无不迅速痊愈。瘟疫最终被制服。这就是中医“橘井泉香”的典故。

第二节 佛教与中医文化

一、佛教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佛”是梵文“佛陀”音译的简称,也作“浮屠”“浮图”等,是“智者”“觉者”之义,即认识真理的人。佛教旨在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并最终使人超越生死痛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一)佛教的产生

佛教创始人本名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5年-约前486年),世人称为释迦牟尼。释迦为族名,牟尼即“圣人”之义;释迦牟尼,即尊称其为“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其父净饭王是释迦族族长,母亲是摩耶夫人。虽然自幼过着奢侈的王族生活,但他并不沉迷于其中,而是一直思考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问题。在十九岁那年的一天夜晚,他下定决心舍弃王族生活,偷偷离开了王宫,来到一座深山,开始了出家修行。经过五年游历,遍访各派名师;又经过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麦;在三十一岁那年的一天夜晚,他终于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成就佛道。成佛以后,释迦牟尼便开始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广传教法,不辞辛劳,共计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至八十岁那年,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的娑罗双树之间涅槃。

(二)佛教的传播历史

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为佛教的世界性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佛教积极向外发展:北传至中国,形成汉语系佛教;南传至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云南部分地区,形成巴利语系佛教;又传至西藏,形成藏语系佛教。 1.汉传佛教 又称北传佛教、汉语系佛教,经中亚西亚传入新疆,再至长安、洛阳,最初主要在黄河流域流行,后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佛经被翻译成汉语,融合了儒家、道家等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影响人口数量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汉传佛教以汉文化为传播载体,进一步传至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 2.南传佛教 又称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由印度南传至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地,以及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地区。南传佛教遵照佛陀及声闻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属“声闻乘佛教”或“小乘佛教”;其佛教经典的语言文字属巴利语,即古代印度流行的一种大众语言。 3.藏传佛教 又称喇嘛教、藏语系佛教。经尼泊尔传入西藏,并在我国青海、内蒙古及距离西藏较近的地区流行;又从西藏沿中国西北传到内蒙古、外蒙古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藏传佛教以密教为主,其佛经使用藏语。随着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现象。

(三)佛教的汉化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间由印度从西域传入中国。据史籍记载,东汉明帝于永平七年,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使者于途中遇见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尊者,恳请其东来传教;二位印度高僧遂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与使者一道,在永平十年返回洛阳;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取名“白马寺”,此即中国佛教祖庭;两位尊者在寺中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最初完成的佛经即《四十二章经》。从此,佛教开始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依附儒道阶段 两汉魏晋时期,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受到了严重的抗拒和排斥,被儒生视为与“尧舜周孔之道”相对立的“夷狄之术”。面对非议,佛教徒善巧方便,积极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相融合,努力寻求与儒家、道家甚至玄学思想的共同点,不断拓展信众基础。 2.独立发展阶段 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乱世与盛世的交替,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历史舞台,佛教开始了独立自主的蓬勃发展时期。南北朝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带给普通民众莫大的精神慰藉,从而使佛教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接纳。隋唐盛世,经济繁荣,佛教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象,中国成为世界上佛教最为发达的地区,禅宗、法相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三论宗、天台宗、密宗等诸宗并弘,中国化佛学体系正式出现。 3.三教合一阶段 宋元以后,佛教继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其自身理论精华还被宋明理学所吸收,逐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合一、三足鼎立之势。

二、佛教文化的主要内容

佛教探求人生和宇宙的“真谛”,指示众生受苦的根源,以及解脱苦难的方法和途径,其内容涉及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总体而言,佛教文化包括了佛教的理论观点、基本信仰、修行方式等内容。

(一)佛教理论

1.四圣谛 “谛”就是真理。“圣谛”是圣人所知的绝对正确的真理。“四圣谛”说的是四种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1)苦谛:苦谛指现实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包括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共八种苦;前四苦是对人生过程的描述,是肉体上的痛苦;后四苦是对人的情感、思想、意识的描述,是精神性的痛苦。 (2)集谛:集谛指造成痛苦的原因和根据。集,指集合、汇聚之意。集谛就是探求痛苦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佛教从“五取蕴”“十二因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空”等方面论证了人生空幻、人生痛苦的根源。 (3)灭谛:灭谛指佛教最高理想的无痛苦状态。灭,指人生苦难的灭寂、解脱。灭谛就是灭尽贪欲、根绝欲望,从而灭除痛苦的道理。要脱离人生苦海,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 (4)道谛:道谛指实现佛教理想境界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道,指道路、途径、方法。道谛就是引向灭除痛苦、证得涅槃的正道。 2.缘与性 “缘起性空”是佛教术语。所谓“缘起”,是指世间上没有独存性的事物,没有常住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所谓“性空”,是指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事物,其本性是空的,是虚假不真实的。 (1)缘起说: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成,都生于因果关系,都是有条件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缘”指条件、起因,“起”表示“缘”的一种功用。一切事物都由缘而起,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杂阿含经》言:“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 (2)性空说:佛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各种条件(缘)而产生的,任何事物都是“缘生则生”“缘灭则灭”,即产生该事物的条件具备了,该事物就产生而存在;条件不具备,就不能产生。因此,事物不能离缘而存在,即“无自性”,亦即“性空”,如所谓“四大皆空”。

(二)基本信仰

1.因果业报 佛教认为,“业”是行为或造作的意思,身、口、意所造作的一切有意念的活动,均称为“业”,包括了思想、语言和行为中的方方面面。如《本事经》言:“世间诸有情,皆随业力转;业为其眷属,业为其伴侣;随业而往生,不定如轮转;或处天人中,或居四恶趣。”不同的业力决定产生不同的果报,这一思想强调了个人言行的自我责任,强调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强调由自身行为来决定自我命运,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2.六道轮回 轮回,又称流转、轮转、生死轮回,是指众生生死相续,循环不已,恰如车轮之回转,永无止境。其中,业是众生轮回的主因,众生因业受报,随业转生。佛教指出,根据业报的不同,众生有六个去处,即为六道,依次为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牲道、饿鬼道、地狱道。众生在六道中轮转不休,形成了迁流不息的生命轮回。而佛教的最终目的,即是教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达到涅槃彼岸。

(三)修行方式

1.三无漏学 即三学,包括戒、定、慧,出自《楞严经》“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戒指戒律,即防止行为、语言、思想三方面的过失;定指禅定,即摈除杂念,专心致志,观悟四谛;慧指智慧,即摈除一切欲望和烦恼,专思四谛、十二因缘,以窥见法,获得智慧解脱。戒、定、慧分别对治人的贪、嗔、痴三毒。 2.八支正道 即八正道或八圣道,意谓达到涅槃境地的八种方法和途径。正见,正确体见诸法;正思维,离诸杂念;正语,不妄语、绮语、恶口、两舌;正业,不作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正命,过符合佛法的正当生活;正精进,努力修善断恶;正念,学会觉知自己;正定,屏除杂念,心不散乱,专注一境。 3.六波罗蜜 即六度。梵语“波罗蜜多”,意为“到达彼岸”,故又称“度”,即将众生从烦恼的此岸度到觉悟的彼岸。六度,就是六个到达彼岸的方法,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进、五曰禅定、六曰智慧。此为大乘佛教最主要的中心教义,乃佛教积极之法、菩萨所修之行也。

三、佛教与中医文化

佛教对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中医药学而言,佛教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从医学理论,到治疗方法,从医德规范,到临床实践,都可见佛教的印记。 (一)佛理融医理

佛教所阐发的解脱众生苦难的各种理论,为医治众生心病和身病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依于此义,佛教可以视为广义的医学,是治疗人生疾苦的良方,能使世人觉悟世间生老病死之根源,能引导世人得到心身的宁静与安和。故佛教经典中常比喻道:“佛为医师,法为药方,僧为看护,众生如病人。” 此外,佛教还全面吸收了印度医学的成就而有所发展。《大藏经》收录了许多医籍,其中专论医理或涉及医理的经书约四百部,蕴藏着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汇集了生理解剖、药物、临证治疗、摄生保健、心理咒禁等多方面的内容,蔚为大观,独具特色。如《捺女耆婆因缘经》《温室洗浴众僧经》《龙树菩萨药方》《人身四百四病经》《婆罗门诸仙药方》《天竺经眼论》《婆罗门药方》《佛医经》《医喻经》《疗病痔经》《治禅病秘要经》《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咒时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祇律》等。 佛教的极微说和中医的元气论,佛教的缘起法与中医的天人感应,佛教的诸行无常与中医的恒动观,佛教的四大学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说,佛教的中道观与中医的整体观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积极从佛教中吸收有益的理论,如陶弘景、孙思邈等人的著作中,就多处引用、借鉴了佛教的医学成就。 (二)佛药多良药

随着佛教的传入,许多印度特有的药材也大量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医的药物资源。如《名医别录》首载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霍香、枫香、苏合香、紫真檀木等,《唐本草》首载安息香、龙脑香、苏方木、胡椒等。这些香料原本是制作佛香,在寺院广泛使用,除心理气氛的营造作用外,焚香过程中释放出的化学物质还具有环境消毒的作用,香汤沐浴和涂香更能通过皮肤的直接吸收而达到防病保健的效果。明代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还参考了佛教的《金刚经》《金光明经》《圆觉经》《法华经》等,记述了20余种印度药物。 佛教药方也传入中国,唐代著名方书《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就载有10余首,如耆婆百病丸、耆婆治恶病方、耆婆汤、耆婆大士补益长生不老方、阿伽陀圆、服菖蒲方等;《外台秘要》也载有20多首,如莲子草膏、酪酥煎丸、治肺病方等。此外,东汉传入的《温室洗浴众僧经》,详细论述了人体洗澡的卫生意义,书中谈到用杨枝洁齿,令人“口齿好香,方白齐平”,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卫生保健方法。 (三)度人兼济世

慈悲是佛教的根本,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孙思邈《大医精诚》即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胸怀。历代高僧及佛门弟子中多有习医之人,借行医而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他们医术高明,为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古代医疗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如《天竺经眼论》中的金针拨障术,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最早记载,由印度僧人传授。《外台秘要》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记载:“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由于这种手术疗效显著,被医家广泛采用,融入我国眼科学。至《目经大成》所载金针拨障八法——审机、点睛、射覆、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璧,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又如《龙树菩萨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影响了中医眼科学的发展,至今仍运用于临床。 又如晋代僧人支法存,少以聪慧入道,习医,遂以医名。适当时北方士大夫于永嘉之际南渡,不习水土,多患脚弱(即脚气),其症凶险,众医不能治,唯支法存以其医技治之,存活者不计其数,因此名扬天下,并成为我国脚气病防治学的先驱。所著有《申苏方》五卷,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医著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此外,支法存对岭南常见的热带病疟疾及寄生虫感染等均有所成就,还启迪了后世的蒸熏疗法。 又如南北朝医僧深师,精通佛学、医学,深得朝廷仕宦之崇仰,亦以善疗脚气病而闻名,为医立法拟方颇具仲景风范。当时王文州大子病疟,结实积热,深师即以恒山大黄丸治愈。曾撰录支法存所用诸家旧方成《僧深药方》,所载脚气病效方百余首,为《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引录。 又如唐代僧人蔺道人,骨伤科医家,精于骨伤理论和医疗技术,一面修道,一面为贫病者、伤折患者诊病治伤。会昌年间,唐武宗灭佛,改寺院为馆舍,勒令僧尼还俗,蔺道人遂离开长安,流落民间,并传下《理伤续断方》一书,后世称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对前人的成就和他本人的经验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强调骨折的整复、固定,活动及内外用药的治疗原则,记载了骨折脱位的多种整复方法、全身麻醉药方和内服外用的治疗方剂,书中记载的肩、髋、肘、腕关节复位术及开放性骨折的手术治疗乃是医籍中之首载,所创制的内服方不少至今仍属可取。作为中国骨伤科学的奠基之作,《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对后世骨伤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修行即养生

佛教虽然认为“四大皆空”,身体为“臭皮囊”,但并不否定一个好身体对于修行的重要意义。相反,佛教的修行方法本身,还具有独特的调养身体的功效。

1.观想调摄 佛教独特的哲学思想,能够调节修行者的精神状态,从而是修行者的心身获得良好的状态。

如因果论作为佛教重要的认识论,可以引导修行者关注疾病的根源,坚持“八正道”,恪守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及时地对疾病进行预防,从而在根本上逐除疾病,提高生命的质量。

又如缘起说,同样是安定心志的良方。让修行者认知四大皆空的真谛,从而破除一切执着,到达彼岸世界以获得解脱。若能深刻领悟佛教四大皆空的宗旨,做到无念、无相、无住,就自然会“精神安乎形”。克服外界六尘的诱惑和内心情欲的因扰,摒弃一切欲望,达到眼不见色、耳不闻声、鼻不嗅香、舌不知味、身不触觉、意不缘法,心无挂碍,彻底摆脱烦恼,精神就能够专注、安详,彻底根除“心病”,达到养神养身之目的。

2.禅定调摄 佛教修行方法中的禅定,通俗地讲就是静坐。于静谧通畅处,着宽衣松带,盘腿而坐,可采取跏趺、单盘或散盘三种姿势。全身放松,脊柱正直,口唇微闭,舌抵上腭。两手仰掌,一掌叠于另一掌上,拇指相对,置于大腿根部。调整呼吸至细微绵长,使心念处于宁静安详的状态。佛学修行往往寓动于静,静中有动,静坐可视为静止的运动,能调整呼吸、宁静心神、舒畅关节、按摩肌肉,若深入之后尚能明心见性。坐禅入定是内修,佛门的坐禅,是一种人体的元气调息活动。在佛教徒的修习上,禅定是关键,它不但是修身良法,还是养生妙方,因而在佛门受到极度的重视,佛教徒通过禅修去探求生存的奥秘,追寻人生本真。 配合禅定的内修,还有对筋骨肌肉进行锻炼的外修。筋骨肌肉的锻炼最好是采用武术形式,还有经行。经行是于一定之地按顺时针方向旋绕往来。如禅宗的跑香、净土宗的绕佛。跑香讲究甩手阔步、朝气蓬勃,原本是防止坐禅久后昏昏欲睡而设,时常练习又可养身疗病。绕佛应当缓步从容、气定神闲,边走边唱念“南无阿弥陀佛”。经行是适度的全身运动,其中还蕴含着宗教仪式,较之普通的跑步、行走更富于庄严、欢喜的氛围。

3.斋戒调摄 佛教修行对于饮食做出了较为严格和全面的规定,素食和节食的禁忌为中医养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1)戒荤:佛教戒律规定不得食五荤。五荤是五种具有刺激性气味的菜类,葱、韭、薤(薤即小蒜)、蒜、兴渠(产于印度)。《楞严经》载:“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宜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这五种菜类,具有特殊的刺激性气味,生吃使人容易动怒,熟食让人容易起淫,不利心神的清宁。

(2)吃素:素食不仅是中国佛教之优良传统,而且具有养生的道理。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高粱之变,足生大丁。”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注曰:“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内热,其变饶生大疔。”张景岳《类经》注:”厚味太过,蓄为内热,其变多生大疔。”

(3)节食:百丈大智禅师《二十条丛林要则》中明确提出“疾病以减食为汤药。”佛教修行提倡过午不食,甚至日中一食。这种饮食方式不仅是僧人乞食化斋的宗教规范,也是养生却病值得借鉴的饮食习惯,与《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的“食饮有节”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是应普遍遵循的养生理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