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讲义

第五讲 儒家与中医文化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6-27 17:13:08      浏览量: ( )

儒学是以人文文化为中心的关于礼、乐、文教、刑政的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积极入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其所倡导的仁礼学说、中庸思想、孝悌文化、正名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等符合社会的长治久安,故多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长期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影响至今,远播海外,其学说对中医学、中医药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儒家的主要代表

儒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可分为先秦儒家、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 先秦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孔子成仁,孟子取义,荀子隆礼,其主旨是“极文明而道中庸”。汉代经学以董仲舒、郑玄为代表,以儒家学说杂以阴阳家阴阳五行之理。宋明理学以朱熹、二程为代表,以易学统贯儒释道,先四书而后五经,并以《易经》为五经之首。清代实学以王夫子、戴震为代表,提倡“通经致用”“经世以务”的务实学风。下面根据儒学发展的不同时代,列举几个代表人物。

一、孔子与儒家学派的初创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一个心存君国的救世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昌平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人)。其先祖本为殷时贵族,孔子出生时,其家已沦为平民阶层,家境贫困,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一生非常好学,对西周的典章制度有浓厚兴趣。大约30岁时,他开始私人讲学,这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51岁出任鲁国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司寇,因不能实现政治理想,他在54岁时离开鲁国,带着弟子游说列国,十四年间,他到过宋、卫、陈、蔡、齐、曹、郑、蒲、叶、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结果各诸侯国君主都不采纳他的主张。他再回到鲁国时,已经68岁了。孔子晚年把主要精力用在古代文献的整理保存和教学工作中。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功绩主要有三点,一是他提出了早期的儒家思想,二是创立私学,三是整理了古代文献典籍。

(一)创立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儒学以孔孟之学为其学术代表。《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的孔子语录,载有孔子与弟子间的谈话,是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其实,“儒”的名称,早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这种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和接待宾客,也要掌握一些与迷信掺杂在一起的天文知识和礼仪规则,但春秋的儒,已经不再是与政治结合的教职人员,而成为以传授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遇事尽量按礼的规定约束自己,出仕于朝廷,能够为公卿尽其忠顺;入居于家中,能够对父兄尽其孝悌。孔子曾教导他的学生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提倡仁义、礼乐、尊尊亲亲,注重德教,讲求修身,因此,后人也就以“儒”讲求道德、学问而作为孔子学派的专称。

(二)整理文献典籍

孔子注释六经可谓我国阐释学的发端。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其中《易》《诗》《书》《礼》《乐》五经为孔子所注,《春秋》为孔子所撰。这六本书被整个封建社会奉为经典,是古代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读科目。其中《诗》长于讽谏、《书》长于政治、《礼》长于行动、《乐》长于和谐、《易》长于变化、《春秋》长于治人与名分。庄子在《天下》篇对六经的另一种解释是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中,《诗》原有3000余篇,孔子删为305篇;《书》原本是史官的记载,类似“公文”或“档案”,孔子删为100篇;《礼记》讲冠、婚、丧、祭诸礼,共17篇;另外为《易经》作传,即《易传》;《春秋》则是孔子代行天子之职,为的是整顿纲常名教。

(三)创办民间私学

孔子三十岁时,他开始在民间创办私学,并以小型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始了儒家学派早期的学术活动。这时的孔子已是一个为鲁国人所周知的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知名人物,求教他的学生自远方接踵而至。从他三十岁起,一直到他仕鲁之前,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创立私学和从事传授“六艺”的教学方面。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课程,这主要是技艺、节文之事。这些课程在周代是属于小学的课程。其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情操,多从事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训练,准备由他们担负起闻道救世的重任。 孔子在鲁都杏坛讲学,但弟子们也跟着孔子四处出访,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随时问难,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开门办学。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一般平民是无资格得到求学机会的。自从孔子创办私学后,才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这在当时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鲁国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招收一大批学生,进行了认真的教育培养,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孔子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强调的是以人性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本性的可塑性,强调教育手段是改变人类行为的关键,同时也是解决紧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键。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直至今天,我们仍然相信道德教育会产生奇迹。

二、孟子对先秦儒学的继承

孟子(前372年~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他曾游说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做过齐宣王的客卿。但终因不合时局需求,“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却说“唐虞三代之德”,他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被当政者采纳。晚年,他与弟子埋头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 孟子受业于孔门,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他的性善学说、仁政主张、民本思想,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都与孔子思想有渊源关系,并对孔子思想有新的发挥。孟子出生在孔子去世后大约一百年,孔孟之间的儒学传承关系有史可据的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个系统。孟子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后人把他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并尊称孟子为亚圣。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历代统治阶级都有借鉴作用,因此也受到了历代帝王的尊敬。

三、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董仲舒(约前179年~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西汉时期的名儒,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重大的第一位经学大师。他刻苦好学,专研究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曾三年不窥园,完成了经学巨著《春秋繁露》,晚年,他以病老辞归,专门从事著述。其著作有《举贤良对策》三篇、《春秋决事》十卷(已佚)和《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融合先秦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各家学派的思想,建立了儒学的新体系,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开创了汉代儒学的新局面。《汉书·董仲舒传》称他“为群儒首”,“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由诸子百家而成独尊。汉武帝出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改换统治思想的需要,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此后大量任用儒生为官,使得通晓儒家经典成为为官为吏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四、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因长期寄居福建,其学派被称为“闽学”。他继承了程颢、程颐以“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朱熹一生,著作颇丰,并大多保存。主要有《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要略》《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近思录》等。他的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的书信、题跋、奏章、杂文等被儿子朱在编为文集一百卷。 在理本论上,朱熹认为理与气二者不可分离,但理是首要的、第一性的,理先于气而存在,先有理,后有天地万物。在认识论上,朱熹推祟“格物致知”。 朱熹还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人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所以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貌,不能体悟到天地之理;要想体验到、找到万事万物的共同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其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品格。

第二节 儒家的核心思想

儒家思想十分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医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动因之一。本节着重对与中医文化关系比较紧密、对中医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仁礼思想、中庸思想、孝悌思想、中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等儒家文化进行介绍。

一、仁礼学说

(一)仁学思想

“仁”是孔孟学说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孔子把“仁”看作人类社会之中最高的价值原则,构建起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而孟子承袭孔子的衣钵,为儒家的仁爱精神找到了“人性本善”的依据,而且比孔子更加深入地强调仁爱的政治意义,提出了“仁政”的思想。此后,不论是汉唐时期的经学还是宋明时期的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关注着“仁”这一儒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中国两千余年的儒学发展史中,仁学是不曾断代的学术论题,是中华儒文化思想体系的灵魂。“仁”是一种极为广泛的道德观念,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仁既包括了个人的心性修养、为人处世的态度,又包括了价值评价的标准。

(二)礼学思想

礼学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克己复礼”,他以“复礼”为己任,不辞辛劳,周游列国,游说自己的主张,就是要恢复周礼。所谓“周礼”,就是西周统治者制定的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分封制和世袭制。简言之就是人与人相处的规矩和法度。礼就其实质而言,是用以维护人类社会和谐相处、安分于等级秩序的制度、习俗。因此,“礼”首先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宣扬礼,是为了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礼记·经解》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三)仁与礼的关系

孔子还把仁学注入到礼学之中,阐述了仁与礼的关系。仁是内在的仁爱之心,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认为人们在具有这些外在的行为规范的同时,应具有仁爱之心。这就是说,仁是实施礼的根本。仁是人的思想根源、感情内涵;礼是仁的外在流露、形式体现。施礼时仁是根本,失去了仁,只追求礼,礼也就流于形式,变成形式主义,使人成为虚情假意、装腔作势的木偶。同时,仁的实现必然要遵循礼所规定的路径,所以子贡在问到如何培养仁德时,孔子回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认为实施礼仪是培养仁德的利器。这就是说,儒家培养人、塑造人要求仁与礼相统一,两者不可偏废,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把仁与礼结合起来,这就揭示了礼的内在本质,阐述了礼的生命源泉,赋予了礼以深刻的内涵,使礼达到了更深更高的层次。仁与礼的学说,即“内仁义”、“外礼乐”,其本质就是所谓自古历圣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

二、中庸思想

《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万事万物的存在根本和至高境界,人们应当努力保持“中”的态度,达到“和”的状态,从而实现平衡和谐,这就是“执中致和”的观念。《中庸》又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节”,就是指合乎礼仪法度,推而论之,也可以理解为适度,做事保持不偏激、不片面的状态。中节,或者说适度,是中和思想的灵魂,是在现实中实现“和”的基础和准绳。 儒家的中庸思想不仅仅在整个儒文化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还与道家、佛家的和谐思想相互渗透、参照,为我国古代传统道德秩序、社会规则的确立提供了框架和要求,是我国儒文化,甚至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儒家中庸思想内容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内质,多维的视角,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之间全方位的和谐关系的阐释。

三、正名思想

孔子把春秋时代,看作是“礼崩乐坏”,“杀君弑父”,“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糟得很的大乱局面。例如,公元前607年,晋国赵穿杀了晋灵公。公元前548年,齐国崔杼杀了齐庄公。虽然晋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极端暴虐的统治者,但臣杀君,在孔子看来就是犯上作乱的“暴行”。孔子认为要制止各种“邪说暴行”的流行,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其要害就是要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就是说,只有正名,才能挽救秩序的崩溃,促进周礼的复兴;也只有正名,才能恰当地运用刑罚,制止邪说暴行的产生和流行。至于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已不是如此,孔子就想提出这个理想标准的“名”,来纠正那些不符合周礼情况的“实”。孔子这种用名以正实的观点,就是后来所谓的“名教”。

四、孝悌思想

“孝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不仅涉及家庭的和睦,也关乎国家的和谐,“养亲敬亲,重体贵生;尊礼守法,以孝为忠”。孝悌的出发点是奉养父母双亲,这不只是让人们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还要对父母怀有感恩之心,让父母内心平和,心情舒畅,也就从精神上尊敬父母,此为“养亲敬亲”。儒家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父母身体的延续,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行孝道就要善待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生命。儒家又将养亲、敬亲以礼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并推而广之,使之成为君王行仁政的基础和全社会“泛爱众”的前提,孝悌思想也就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最终实现了“孝亲”与“忠君”之间的关联,行孝必然尽忠,尽忠首先行孝。以孝悌思想为核心的中华孝文化是儒文化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华夏文明的传承基因,在整个中国文化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五、天人相应思想

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天人关系,提出了天人相应的思想。董仲舒将“天”与“人 之间的形体容貌作了一番奇特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在形体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如《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所云:“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

第三节 儒家对中医文化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二千多年来儒文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心态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诸多方面参与了对中医文化的塑造,尤其是“仁”“孝”“礼”“和”等思想观念对中医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成为中医生命观、诊疗观、养生观、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仁爱思想与中医学的伦理道德观

“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归宿,内涵丰富。其围绕“仁者爱人”所体现出的重视人的生命与现实生存是最主要的内容,这与中医学的关注点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宋代以后大量儒家知识分子进入中医领域,强调“医乃仁术”,将从事医学作为践行仁道的重要途径和具体方式,使得“仁爱”思想成为中医伦理道德的核心和基础。“医乃仁术”,是对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高度概括,是儒家的道德准则,也是“仁”在中医文化和临床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不仅准确表述出传统医学是通往“仁”的途径这一根本性质,而且以儒家的德行修养为模板,为传统医学树立起道德伦理规范。将医术称为“仁术”,体现了传统医学对从医者道德的高标准、高要求。在仁学背景下,儒医同样可以通过提高自身修养和勤于实践达到古代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大目标。正如《临证指南医案·华岫云序》称赞叶天士云:“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儒与医的结合,仁与术的贯通,使中医学不再局限于技艺层面,而真正成为道与术结合的传统文化的代表。

二、正名思想与中医学脏腑功能描述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个很突出的观念就是“正名”思想。所谓“正名”,就是正其名分,名实相符。正名思想的实质就是要维护社会既已存在的等级秩序,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君王至高无上。同时,儒家文化提倡积极入世,做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目标。这些重秩序、官本位的思想反映在中医学中,就是人体的脏腑也各自具有了官阶等级、贵贱之分。《素问·灵兰秘典论》对人体脏器的贵贱排列座次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借用君主、相傅、将军等不同的官位职名,对人体脏腑的主要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此外中药组方、药物的作用也以君、臣、佐、使为比喻。如《神农本草经》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为君,中品药为臣,下品药为佐使。元代李杲在《脾胃论》中指出:“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

三、中庸思想与中医学的阴阳平衡观

中庸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历代儒家都把它看作道统正传,在儒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庸要求既不能“太过”,又不能“不及”,要保持无过无不及。《黄帝内经》所建立的阴阳平衡理论无不与儒家的中庸思想相关联。《内经》认为,健康的人就是阴阳均平和谐的人,“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平人就是阴阳不偏,无过不及,故曰“平人者不病。”一旦阴阳不和、失衡不平,人就处于疾病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阴阳乖戾,疾病乃起”。治病的最终目的就是恢复病人的阴阳平衡,即《灵枢·通天》所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以达到平衡。

四、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内涵比较复杂,反映在中医学方面,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方面,人作为自然之一物,必须顺应自然的变化,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另一方面,人体本身也反映着自然的变化,比如正常的脉象为:“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即春弦,夏洪,秋浮,冬沉。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而人体本身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以五脏为中心,“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通过六腑经络、四肢百骸等构成的各个组织器官的沟通协调,相互联系,相互为用,完成人的各种生理功能,或在病理上相互影响。故在治疗上采用“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治则,在治疗过程中要考虑季节气候、地区地域、个人体质等特点,做到整体论治。

五、孝道贞节观念对中医学的制约

(一)孝道观念对中医解剖学发展的制约

孝道观念在促进中医学发展的同时,又使中医学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灵枢·经水》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言:“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可知中医学的解剖水平曾经绝世之高。但是《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医解剖学一直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解剖学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视人为万物之灵,绝不能与动物相比。也没有人对动物作解剖研究,更没有人敢说动物内脏与人的内脏有相似的形态和功能。

(二)贞节观念对中医的影响

《孟子·离娄上》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尤其宋明理学以后,男女之别尤其是男权社会的妇女贞节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女性。程颐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元代明善《节妇马氏传》记载:“大德七年十月,(马氏)乳生疡,或问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称这种道德为不顾情感的“畸形道德”。另外,在医学诊疗方面,中国古代有蒙帛切诊、悬丝诊脉之说。这些贞节观念严重地影响了古代中国妇女的健康。

(三)艺成而下对中医的影响

《礼记》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意思是说,道德方面取得成就居上位,技艺方面取得成就居下位。因为技艺属于“小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小道”是儒家对礼乐政教以外的学说、技术的称谓,是封建社会中儒家对农圃占卜等技术的贬称。由此可以明白,身怀绝世医技、创制“五禽戏”、发明“麻沸散”的名医华佗,最终被曹操所杀害;能“起死回生”的神医扁鹊被太医令李醯所杀害。这些都说明医生的地位在当时十分低下。